所谓“新质生产力”是指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基于历史视角分析，产科教融合模式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元融合、双元融合和三元融合模式。
一元融合指同类主体参与的单主体模式，即产业、科研、教育各自为政。该模式下，技术创新、校园活动分别局限于各自场域之内，虽该模式能够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但高度封闭的领域造成科研、教育和市场的脱节，难以实现创新。
双元融合指双主体融合模式，通常以职业教育为中心，强调教育与其他领域的相互渗透、相互支持，如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双元融合通常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忽略产业、科研院所的利益需求，故二者通常作为被动参与者而出现，且双元融合模式效果不佳，体现在人才错配、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方面。
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下，生产力的“跃迁”引领了产科教融合模式的发展，作为一种三元融合模式，该模式更突出产业、教育、科研的重要作用，以创新为纽带，以人才培养为创新动力，实现教育、科研、生产三项功能。换言之，产科教融合正是新型生产力所赋予职业教育与产业互动的新方向。
产科教融合与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模式相比，更突出教育、科研、产业三元组织对创新的作用，融合层次更高、程度更深。该模式不再以教育和人才培养为中心，而是以人才培养为持续动力保障，更注重科研成果研发、转换、应用并兼具教育、科研和生产功能。具体而言，产科教融合强调产业、科研、教育打破原有边界，是以创新为纽带，涵括产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金融、信息平台等系统要素在内的联合体。各主体通过“跨界合作”，扬长避短，主动创新的耦合机制，加快技术、知识、资本与信息等创新要素的流动。产科教模式赋能新质生产力，亟待明晰二者的耦合机理和现实挑战，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注入动力来源。
一、产科教融合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机理
（一）新质生产力引领产科教融合模式转型
生产系统的变革，通过重塑劳动力市场分工，倒逼教育的转型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加速器”，人才培养模式必将发生转变。回顾历史发展轨迹，生产力的变革均推动了教育体系的转变：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机械化的生产方式，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进而促使教育体系进行调整，如英国开始推广义务教育和实行班级授课制；以蒸汽机的改良和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和技术的变革推动了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的现代化发展，同样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如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普及中等教育，推动师范教育；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引领了自动化与信息化技术的飞跃，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也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改革，如德国通过创办应用科技大学，重视培育学生掌握实用知识和技能以增强其对信息化时代的适应性。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本质在于通过将创新成果有效赋能于劳动者和劳动资料，进而高质量、高效率地改造自然与社会。新型生产力的形成对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科研创新均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而言，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新”要素）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施力点，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呈现新的特征：
其一，以高素质作为劳动者要求，更加注重人才的知识创新及技能运用；其二，以富含数字智能特征的新介质为劳动资料，该劳动资料更多注入虚实交织、数实融合的数智元素；其三，以非物质形态的新材质为劳动对象，“数据呈现”成为劳动对象的关键特征。
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引发了科技、人才、产业的整体性重构，职业教育通过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技术技能创新等对标新质生产力。但实践层面，职业教育发展中人才培养方式的滞后、产教融合平台引领不足、科技创新不足等，造成职业教育供给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对高素质劳动者、产业数字化升级及科技创新等的需求。在此背景之下，职业教育作为供给侧，通过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以满足新质生产力作为需求侧的要求，即新质生产力引领了产科教融合模式的转型。
（二）产科教融合加速推进新质生产力形成
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和内生动力推动生产力质态的跃迁，产科教融合对人才、科技创新的转化则成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纽带”。产科教融合意指科学研究、产业组织和人才培养的相互融合。就科教融合而言，宏观是科技系统和教育系统之间的一体化发展，中观则是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一体化发展，微观层面则是科学研究与教学育人间的一体化发展。无论哪个层面，通过融合实现资源共享以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协调人才培养，实现科技创新是其本质。
科研与产业的融合体现在：一方面，研究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价值旨归，企业是科研成果转化的“最佳地点”；另一方面，产业创新无法脱离工业过程，所有的科技创新的实现（研发活动）必须与生产车间结合起来才得以可能，这意味着科研与产业的融合助推了科技的创新。对于产教融合而言，产业通过为个体提供满足其技能发展需求的工作情景以培养满足生产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职业学校是推动生产力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每一次职业教育的变革都深刻影响着生产系统的变革，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重塑分工，推动生产力的转型。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要战略理念，强调资源的优化整合和产业的转化升级；同时新质生产力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重点发展领域，致力于培育一批具有前沿性和高端性的产业和技术。产科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其通过产业、科研和教育三者的融合培养了具有创新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促进了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创新，满足了支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产业升级的需求。由此可见，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较为紧密的教育类型，为新质生产力培养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转化科技创新成果是社会赋予其角色的应然期待，产科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的重要平台，必然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二、产科教融合模式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挑战
（一）职业院校专业与产业匹配度不高，赋能产业链转型整体效能不足
职业教育的专业是沟通产业需求与人才培养的桥梁，但当前职业教育与产业间的“壁炉现象”仍然严峻。从宏观层面分析，当前职业院校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在布局、结构、质量三个方面存在不匹配现象。
首先，布局不匹配，各地区的产业布局与当地职业院校开设的专业难呼应。例如，河北地区的支柱产业分布与高职院校优势专业分布存在地域差异，如生物医药是石家庄市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但除了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一所学校外，其他职业院校均没有开设相关专业。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优势专业为“钢铁冶炼”，但石家庄市钢铁冶炼仅占省内的5%，这种专业与产业间的“地域差”，进一步放大了专业与产业供需间的不协调，造成了当地区域产业链转型的人才源头亏空。
其次，结构不匹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职业院校专业开设难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大背景下，产业在新技术的加持下迅速转型升级，但相对产业结构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相对滞后，专业布局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适应性相对较差。当前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国家积极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技术领域，推动高端设备、服务贸易等新生产性服务以及低空经济、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的发展。但是即使是首都，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上，仍然存在专业设置趋同现象明显、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设置不足、生活性服务业的专业设置不均衡等问题。这种结构上的不匹配，延缓了突破性技术的诞生，阻碍了产业链的快速转型。
最后，质量不匹配，产业发展的质量需求与职业院校的专业水平难相符。新质生产力立足于科技创新，即合理运用原创性、颠覆性和前沿性的技术创新，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当前，职业院校还停留在传统的专业建设逻辑上，对专业的范围发展、内涵建设与特点显现的关注不够，致使职业院校的专业不足以支撑新业态的高质量发展。例如，依据市场发展需要，高职院校开设多门与“智能”相关的课程，但其核心课程设置范围较窄，依旧以传统基础课程为主；人才培养方案的内涵不足，职校生创新性技术的培养含量不高；教育教学方式与高端制造性实训较少，未能彰显也未能体现专业名称中“智能”以及职业教育的特点。
（二）校企科研互惠能力不足，赋能创新链价值提升力度有限
科技创新是重塑生产力的根本手段，是推动生产力现代化深层次改革、赋能创新链价值提升的力量源泉。但是，当前企业科技创新的动能仍存在不足，“搭便车”坐享其成，“代工厂”山寨抄袭等现象层出不穷，当产业对其他先进国家的技术产生较大依赖，会导致该产业无法在关键领域独立自主地取得突破，不仅会阻碍创新科技成果的转化，更减缓了我国向新质生产力方向发展的进程。究其本质，各个产业的创新积极性较低的原因之一，是当前产科教融合过程中，校企间科研互惠能力不足，知识转移过程难以实现，知识扩展乃至知识创新即科技创新难以实现，具体不足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顶层设计欠缺，校企双方科研互惠意识薄弱。目前，部分职业院校与企业较为重视产教融合，存在校企合作形式化的问题，而忽视了其内容和内涵，导致科研互惠难有进展，技术创新少有发生。根据对河北省职业院校进行个案调查的资料显示，院校层面的产教融合的实践探索有部分功利层面的原因，学校为了进行“品牌建设”，例如“双高”建设、“示范校”建设均对学校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有指标要求，即为了达标，企业同样会因政策补贴等原因参与合作，但仅流于表面。高职院校对教师有下企业、承担研发平台工作、研发团队工作，但依旧有部分教师存在追求学术上的成功和论著上的数量，缺乏企业技术服务的经历，忽略企业对其技术研发的作用。
其次，实施不足，校企双方科研互惠落实困难。受客观因素影响，校企双方落实互惠的能力有限。以河北省为例，课题组2023年对河北省职业院校2046名教师和11381名学生的调查显示，只有23.26%的教师曾经“参与企业技术改进或产品开发”，有69%（一年级）和46%（二年级）的学生尚没有以任何形式接触过企业人员或参与过校企合作项目①。与学校合作的企业大多是处于初建阶段的民营企业，很难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参与人才培养、课程开发等，双方科研互惠的实际能力不足，影响新质生产力创新链价值提升。
最后，保障不足，校企双方科研互惠缺乏保障。我国营商环境以及校企科研互惠的相关政策保障机制仍有不足。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导致出口美国的相关企业经营受到影响，许多贸易公司、电商企业、生产企业减少招收职业院校实习生，导致一些职业院校的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应用外语和相关行业工科专业校企合作项目被迫取消。校企间的产教科融合被迫中断，校企对未来可能会进行的产教融合、科研互惠存有疑虑，创新活力减弱。
（三）产教融合实体化运行存在“堵点”，赋能资金链供给能力不强
从实体化运行角度来看，虽然不同组织在形式上均能够开展促进资源要素流动和发挥双元优势的各类活动，但是从产教融合的终极目的即育人效果来看，由于产教融合实体化运行受阻，各类组织并未真正实现深度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定位不清。当前产教融合实体组织运行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定位模糊，界限不明。例如，产业学院的产权、办学指向、运行机制与传统的二级学院有着本质不同，但在实践中，大多数的产业学院并未体现出高职院校组织形态上的创新，存在着属性不明（市场化运作，行政化管理），产权不清（参与主体多元化），法律地位（法律层面参照二级学院运作，不具备独立法人的资格）模糊的现象。目前的产教融合形式属于松散型的联合体，法律上不独立，身份和产权模糊，导致难以形成完整的人才供给链，阻碍了创新的科学发现与突破性制造技术的诞生发展。
其次，模式单一。当前，虽然产教融合呈现丰富的组织样态，但其实体组织运行机制与单一的职业学校机制并无显著差异。以河北省的产业学院为例，77.24%的产业学院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产业主体方介入程度浅，只有34.15%的产业学院建立了理事会；产业主体方参与决策不够，58%的产业学院决策机构是学校党委会或二级院系党政联席会。实体组织的运行困难导致职业教育现有人才培养模式依然以学校本位为主，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技能人才需求。
最后，投入不足。当前产教融合实体化运行总体投入不足，高水平技术创新型人才供应不足。2022年全国高职院校研发经费为44.2亿元，仅占全国社会科技研发的0.18%，仅为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的1.7%。研发经费的不足直接导致了职业院校科技创新动力不足，间接阻碍了高水平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如2021年，河北省研发经费投入依旧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7个百分点，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得分为60.9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5.42，仅排名全国第20位，远不能满足河北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究其原因，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结构和产业结构严重失衡。2020年的数据显示，河北省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高技能人才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88%，投入不足严重拉低人才与创新水平。
（四）新型产业领域高技能人才“供需错位”，赋能人才链供给能力亟待提升
我国技能劳动者已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但随着产业的更新迭代，适应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的数字型、创新型、复合型高技能人才仍然稀缺，我国依旧面临“技工荒”的难题。有调查显示，制造业企业在招聘中广泛存在“招工难”，尤其是技术工人的招聘困难，如中小企业缺乏战略设计人才、技术研发人才和高级技术工人，大中型企业需要资本运作、互联网人才；“目前我们生产线上没有员工，我们严重缺人②”。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为537.1万人，普通、职业本专科（普通本科、职业本科、高职）毕业生达1047万人。面向如此庞大的毕业生队伍，企业依旧面临“招聘难”“技工荒”的结构性难题。
“技工荒”是指劳动力市场上的技能供给与企业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是劳动力短缺的一种表现。经济学视野之下，劳动力短缺特指技能短缺。对于技能短缺的界定，有学者将其界定为三个层面内涵：技能数量短缺，即技能质量的滞后以及技能不匹配。其中，技能质量滞后指个体技能水平低，难以满足产业升级转型的需要；技能不匹配指技能供给侧所提供的技能类型与生产需求错位的现象。
显然，上述企业面临的“技工荒”的难题并非技能数量短缺造成的，而更多是由于技能质量低及技能不匹配所造成的，如“我们虽然严重缺人，但我们也不能随便招员工啊，招一个研究生到这干，他不中用”③，且企业招聘的对口专业的员工，依旧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进行再培训，这从侧面反映了技能质量水平的滞后：实习生他必须得练，最少需要三年，才能培养一个合格的员工④。无论是技能质量滞后抑或技能不匹配，实质上均是以职业院校为主要技能供给侧所提供的技能无法满足以产业组织为需求侧的标志，进而造成了人才“供需错位”。人才“供需错位”实质上是对产科教融合问题的折射，即产科教融合有待深化以提升赋能人才链的能力。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迫切需要职业教育培育适应其生产关系的技术技能人才，在此背景之下，亟须通过深化产科研融合以解决人才“供需错配”矛盾，进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蓄势增能。
三、产科教融合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向度
（一）深化产教融合平台，匹配专业链与产业链布局
一是完善政策矛盾点和模糊点，鼓励企业办学校、允许学校办企业，形成学校、企业交叉办学办企的产教融合格局。借鉴“佛山模式”，建立重点产业领域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与引进于一体的开放式、网络化、集聚型的公共服务平台。二是建立产教融合参与主体信息共享平台，健全技能型人才需求监测与分析体系，形成动态调整专业的闭环。通过建设技能型人才供需平台，督导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根据全省或市域产业发展需求调整专业设置，依据企业用人标准更新人才培养标准、教学标准、课程标准等，共同开发教育教学资源，推进“教学做合一”，确保精准对接行业企业需求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增强专业链与产业链适应性。三是行业与相关单位联合建立产科教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产科教深度融合，推进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和项目应用，以搭建“精准化”高质量创新平台为目标，加快形成“新领域”“新服务”“新业态”的新质生产力，更好地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二）推进科教融汇机制，提升产业链创新效能
优化产科教融合环境，为高科技水平提升增添活力。新质生产力立足于科技创新，这需要加大对高科技的关注，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创新，充分整合教育资源、社会资源和产业资源，优化当前社会营商环境，发挥产科教融合的头雁效应，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以科教融汇服务创新驱动战略，需要职业院校将科技、科研要素融入人才培养。一是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导向，将学校的战略发展目标瞄准有助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企业技术创新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二是推行应用性科研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将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关的职业领域技术技能要求融入教学、教材与教法；三是支持职业院校建立技术转移机构，链接产业、企业需求端，促进技术成果商业化，协同供给支撑企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相关资金和评价制度。
（三）创新产教融合制度，解决实体化运行“堵点”问题
完善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组织的框架结构和运行机制，明确各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建立产教协同育人平台，确定产权分享、利益分配的原则。学习深圳做法，为产教融合型企业上市提供“绿色通道”；借鉴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经验，探索混合所有制二级产业学院“公办属性、企业化运行”的现代法人治理模式。省、市层面形成一盘棋统筹、一体化推进的顶格机制和管理体系，共同解决产教实体化运行中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助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
同时，深化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加强产教融合型企业孵化培育力度，充分发挥企业的融通带动作用，让产教融合渗透于产业的全过程，落实推动高效能成果转化。第一，完善产教融合型企业遴选标准以及责任监管制度，促进产教融合型企业类型多元化、区域产业特色化。尤其是应该注重对于企业合作培养人才、校企合作成果的长效监督，包括对于合作时间、合作深度、可持续发展性等方面的监督，建立长效高技能型人才供应链。第二，发展优质中小企业进入培育行列，出台支持建设的激励政策。对于企业突破已有政策壁垒，形成示范引领作用的产教融合企业加大政策激励制度。推动产业内各个类型的企业向新驱动、新引擎、新领域前进，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第三，明确监督与评价机制。建议成立以教育厅相关部门为主导的外部评价主体以及督促产教融合企业为主体的自我评价，既要发挥外部评价的指挥棒和督导问责功能，同时又要依靠企业的自我诊断与评价实现质量改进。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经济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科研条件，在保留自身特点的同时，有选择性地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传统生产力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
（四）加速构建创新人才高地，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驱动机制
以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省科研院所为基础，制定差异化“培育套餐”，培育一支能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和成果供给的科技经纪人服务队伍，筛选落地转化一批高价值科研成果项目。设立科教融合拔尖人才培养专项。本着缺什么就补什么、人才需要什么就完善什么的原则，健全人才制度体系。一是合力育才。研究制定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与数字经济相关的“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探索产科教联合培养本土人才的有效机制。二是政策激励。量身定制适合省域技能人才培养的专项计划，将中专生、中级工纳入人才政策支持范畴，给予技能人才充足的政策红利，为培养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提供政策支持。三是实行工程师人才培养体系。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探索实行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的有效机制，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四是探索开放招聘制度。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全球人才招聘制度，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鼓励在华外资企业、外籍科学技术人员等承担和参与科技计划项目，为全球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
